在抗日战争中，因为重庆成为中国的首都，这一山城自然成为国际重要都市之一。如何认识这一问题，是历史学者关注的课题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人们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入。

一  迁都的决定

1937年10月20日，国民政府发布迁都重庆宣言，22日，行政院长孔祥熙阐明国府移渝的重要意义。宣言和阐明有三点要义：1.痛斥日本穷兵黩武，侵华毫无止境：“自卢沟桥事变发生以来，平津沦陷，战事蔓延”，“迩者暴日更肆贪黩，分兵西进，逼我首都，察其用意，无非欲挟其暴力，要我为城下之盟。”2.“为国家生命计，为民族人格计，为国际正义和世界和平计，即已无屈服之余地”；“全国民众，敌忾同仇，全体将士，忠勇奋发，被侵各省，均有极急剧之奋斗，极壮烈之牺牲，而淞沪一隅，抗战亘于三月，各地将士，闻义赴难，朝命夕至，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，有死无退，暴日倾其海陆空军之力，连环攻击，阵地虽化灰烬，军心仍如金石，临阵之勇，死事之烈，实足昭示民族独立之精神，而奠定中华复兴之基础”；3.坚持长期抗战，最后胜利必属于我。“移驻重庆，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，从事更持久之战斗，以中华人民之众，土地之广，人人抱必死之决心，以其热血与土地，凝结为一，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离）欧战时法都都已受威胁，能获得最后胜利，“纵敌人逞其暴力，如深入我内地，终必为我摧毁”。中国的土地必定成为日军之坟墓。四川省政府随即发表声明，欢迎移渝，知为适应战况，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，移置重庆，即时召集各机关首长会议，将租寻办公地点及维护治安等问题商决，22日并商议筹备欢迎事宜。



为何选择重庆作为地点？据邹鲁讲：“国防会星夜召集紧急会议，筹商迁都事宜。关于应迁至何地，议论极多；有的主张西安；有的洛阳；有的汉口；甚至有主张广东的；惟蒋先生主张迁到四川的重庆。”蒋说：“对于首都应迁至何处，我曾有周详的考虑，前因‘剿共’到四川，觉得那儿是最好的地方；四境都有险可守，而且人口众多，物产丰富，可为我们争取最后胜利的抗战根据地。”蒋介石提出之后，国府主席林森首先赞同。他说：“我们迁都，只能有一次，决不能有第二次。迁都到重庆，我们就可以抗战到底，不必再迁了。”迁都重庆就成为了决议。无论从什么角度看，那时迁到重庆是正确的。
 

二  混乱的迁移

  
 

当淞沪战事失利之时，南京已出现混乱，由于日军时常轰炸，政府会议在张群家里开，因为那里有防空洞，政府人员成天东奔西跑，有的机构和人员已在分散，有的撤到汉口，有的撤到湖南和广西，许多下级人员留职停薪，每人发一点疏散费，这些人等于失业了。正式宣布迁都时，行政院政务处处长何廉拟出了行政院各部撤退计划，各机关陆续迁移，各办公处各工厂所有贵重设备，皆拆卸净尽，医院器具工厂车床以及各种机械刻俱移去，故此城仅剩空壳，此间绝无民间纷乱或倾溃在即之象，华人中一般舆情，咸具抗战到底之决心，反对屈服妥协之情感，甚为坚强。

搬迁时，各部争先恐后，出现了混乱局面，不像一个有组织的集体。长江《感慨过金陵》一文中描述了当时的乱象：“可叹的是若干政府官员，不了解迁都的正确意义，不了解最高统帅的决心，而认为是‘逃亡’，丧失了宁静，丧失了理智，弄成动摇人心，贻笑外人的现象。下关各码头堆着千千万万的箱笼，没有秩序，没有区分，没有适当的管理，这一部，那一署，通通挤在江岸上。公物固然有些，而其中最大部分，都是官吏私人的家具和行李，成包的箱柜不用说大小悉搬，似乎还顾虑内地物质缺乏，钢床沙发亦在急运之列。许多人同声太息的是，各码头都有不少的桌椅、澡盆、梳妆台。天上不断的下雨，如山的什物都在露浴之中。保护得最好的是私人行李，而公物则听他们自己的造化。”黄炎培在《抗战以来》一书中也讲到南京某机关，先期包定大船一艘，长期停泊着，专等着必要时运送本机关大员到安全地方去，不用时暂准短程运送公物。

林森率领文官、参军、主计三处人员800余人首先西迁重庆，他们乘“永绥”号军舰离宁西上，11月19日至汉口，22日至宜昌，换乘民生公司之民风轮，其随员分乘民贵轮跟进，两轮昼行夜泊，24日宿万县，25日泊涪陵，26日，民生轮抵达重庆，12月1日，国民政府正式宣布在渝办公。

三  武汉成为临时首都  

各部署迁出南京后，有的到了重庆，有的到了长沙，多数则集中武汉，并没有立即进入四川，原因是湖北宜昌到重庆，万山重叠，削壁千仞，江底多暗礁，流水作漩涡，江面狭，水流急，船行多不方便，所以国民政府各部入川人员，仅五分之一，其他多数留在武汉，在武汉设立办事处。军政各界、银行、工厂、工商业以及文化界人士都集中于武汉。国民政府财政部、外交部、内务部于11月26日开始在武汉办公。国民党中央党部、经济委员会、建设委员会、侨务委员会、邮政储金总局，也都先后迁到武汉。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总司令部也迁到这里，其重要人物蒋介石、汪精卫、冯玉祥、于右任、孔祥熙、张群、孙科、何应钦、陈诚、白崇禧、王宠惠、陈立夫、邵力子等也都来到这里，多半住在汉口英租界地内。蒋介石夫妇住在武昌旧城里，武汉成为临时政府的所在地。行政院的内阁会议就是在武汉召开的。八路军南京办事处于1937年12月中旬搬到武汉，与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合并，设在原日租界中街大石洋行，钱大光为处长。

武汉成为全国人才荟萃之地，各地分散的民主力量现在聚集在一起，形成了大团结的局面。中共代表周恩来、董必武、陈绍禹、叶剑英等，以此地为据点，开展抗日统战工作，形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。第三党的章伯钧、彭泽湘，救国会的沈钧儒、杜重远、邹韬奋、李公朴、沙千里、王造时、刘清扬，东北救亡总会的高崇民、闫宝航，文化界的郭沫若、茅盾、巴金、老舍、田汉、阳翰笙、曹禺等也都出现在武汉三镇，仅从天津、上海来的文化人，就有四五百。全国剧界人才，几乎全部集中武汉，留汉剧团达11个。生活书店将上海总店的出版刊物，完全移到汉口。武汉的刊物，到1937年12月，已有30余种，有从上海迁来的《抗战三日刊》《七月》《新学识》《中国农村》《战时教育》《世界知识》《妇女生活》《文摘》等。从南京迁来的《战斗周报》《创导》《中山周刊》《东北周刊》等，从北平迁来的《艺术信号》，从天津迁来的《大公报》，中共的《新华日报》、中共机关刊物《群众》也于1937年12月11日在汉口出版。素被人们称为“沙漠”的武汉，变成“绿洲”。
 

 

文化思想是推动社会进步最活跃的力量。既然云集了这么多的忧国忧民的志士，武汉的政治气氛立即发生了变化。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是传播进步思想的中心，周恩来等每天都接待许多进步人士和中外记者，利用各种机会，宣传中共的各种政策、八路军英勇抗日的辉煌成果。东总和救国会诸人，都是在周恩来领导下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。乡村建设派领袖梁漱溟也于1938年1月访问延安，八次会见毛泽东，加深了对中共政策的认识和理解。

集于武汉的爱国人士，以极大勇气开展抗日民主运动，以集会和声明的形式，制造声势，抨击时政之弊，推动国民政府走向进步，坚决抵抗日本的侵略。民族战线孔庚、邓初民、黄松龄、马哲民、孟宪章等于1937年11月29日举行武汉文化界座谈会，与会者一致表示：“中国今日已处万分紧急关头，文化界应急起领导民众运动，以充实抗日力量，使能动员全国，以应付目前之危机。”11月30日，以沈钧儒为主席成立了抗敌救亡总会，明确提出其基本原则是：“第一，为促进战时政治之改新；第二，为全民族抗战之发动。”抗战教育研究会、战时教育社、战斗旬刊、民族战线四团体曾致电国民政府，沉痛指出：“目前对日抗战已至最严重关头，华北沦陷，江浙大部被占，华中已朝夕不保，要挽回此千钧一发之危局，惟有急速发动民众，支持抗战，发展广泛的游击战斗，以争取最后胜利。”《大公报》也比较直率地向国民政府提出忠告：“第一，最高统帅，主持军事外交，已经够忙，断不堪再分心于一般政务，所以国家战时政务，应当另有专心负责者。换言之，亟须将行政院充实健全，担当推动及解决一切后方问题之责任。现在行政院长是副院长代理，以总揽国家行政的中枢机关，而常这样沿用代理的局面，院长是军事统帅，不但不能专心政务，且不能在一地办公。这显然证明行政院只能维持现状，不能积极的担负指挥全国战时行政的职责了。第二，自战兴以来，政府极力做全国团结集思广益的工夫，但是所注重的是征求意见，参加讨论，而许多人现在都已不安于坐而论道，而急欲担任些援助抗战的实际工作。”在社会舆论和各党派的呼吁下，国民政府进行了改组工作。

国民政府改组的特点，一是政府的实权，始终围绕着蒋介石转；二是将原来的人马换换座位而已。蒋介石总揽大权，其参谋部——侍从室，在一切领域中都居于重要地位。

根据1938年1月1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决议，新政府仍按政府原有的条条框框组织起来，蒋介石辞去行政院长职务，专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，由孔祥熙出任行政院长，张群任副院长，魏道明为秘书长，翁文灏为经济部部长，该部包括从前的实业部。如此而已。以上所述，都是促进派，是当时的主流，就救亡运动的发展讲，其规模是空前的。武汉抗战，在中国抗战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

四  人心动摇

在抗日战争这样宏大的历史转变期，总会出现形形色色的问题。因为日本将沦陷区数十亿法币驱赶到国统区，并以法币套购战略物资，因为通货膨胀，物资缺乏，加上官员的贪污腐化，官商勾结占有资源，抗战时期的国统区经济与社会危机日益严重。
 

 

张西曼曾描绘了抗战初期武汉的社会面貌：“国民政府重要行政各部连同大批人员都纷纷退到武汉。所有军阀、官僚、奸商、买办，都认为大势已去。其时，开始恶性膨胀的通货，对于他们这帮奸猾之徒，首先失去了信用。于是他们都在利用权势，抛弃纸币，套存黄金、硬币、美钞、港币。”在国难中，这群人不仅仅失去了对民族的信心，而且原形毕露，成为社会的蛀虫。张西曼一面鞭笞这群人，一面盛赞马寅初的爱国情操，高尚的道德和其坚守的毅力：“一个精通中国财政金融实际状况的学者马寅初，以大学教授、立法委员兼领了中国经济学会会长的头衔，除了个人节余的数万元外，还负责保管着学会十来万元的基金。一般银行界的朋友和学生们也曾不断地来好意劝他放弃傻瓜的痴情，赶快把这些存款变成现货或外汇。”可是这一切诱惑都不能动摇马寅初的爱国热诚，他理直气壮地说：“国家危亡到此地步，我们要爱国，就得尊重国家的货币制度；如果大家都来学贪官污吏套购外汇，就无异表示我们首先不爱祖国，表示不信任政府，那还能期望民主国家对我们的友谊声援么！”马寅初虽然抱着这种伟大心情期待官僚群的天良激发，最后还得“满含热泪的亲眼看到世风的江河日下”。这是一篇令人悲痛的文章，国家像一座大厦，正处于风雨飘摇中，外有暴日入侵，内有政府腐化。

马寅初、张西曼等优秀人士，对国家抱有充分的信念，他们协力奔走，为民族生存呐喊，这种爱国精神是国家之元气，他们出污泥而不染，敢说实话，对历史负责，因此名留青史，而那些贪官污吏则是历史的罪人。

五  重庆现象

大后方的重庆，得天独厚，成为中国战时首都和成为正面战场的支撑点，沿海沦陷区城市各种力量都汇集到这座山城。就工业而言，战时大后方有工厂1300多家，重庆就有450家，战时国统区共有机器制造厂948家，重庆就有394家。直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兵工署、军需署管辖的兵工厂，军需厂先后迁到西南大后方。重庆的机器工业，以及纺织、化学、制药、造纸、面粉等工业，都有巨大发展。政府以此为基础，极力扩大与充实生产力，以供应战争和社会的需要。军需物资，特别是兵器，一部分由迁移到大后方的金陵兵工厂和汉口兵工厂制造，大部分还得从外国购买，如从德国、意大利、法国、美国购进，以输出茶叶、桐油、锰、镁、钨及其他物品作为支付的代价。

英国记者阿特丽写道：“我见过一艘挂英国旗的船只，船上的大副是英国人，船主人是寓居香港的几个法国尼姑，船长是美国人，而工程师和二副则是日本人，这艘船从苏联国境敖德萨地方载来了一批军火，这种情形，可说是航运事业——或者也可说是军火事业——上的‘国际主义’吧。”贩卖军火一般是较隐秘的，像这样“国际化”也是一个特例吧。

重庆的国民政府是一个独裁政权，如果说，武汉时期还有民主的话，到重庆后民主就日渐减少了。国民政府的权力集中于蒋介石手中，蒋介石身兼82个职务：国民党的领袖、国民政府主席、军事委员会主席、海陆空军大元帅、国府委员会主席、最高国防委员会主席、中央计划委员会主任、中央训练团团长、中央政治学校校长等等。董必武讲：“世界上，蒋介石可以说是最独裁的独裁，恐怕世界上，再也没有人像他那样子的吧？”美国记者斯诺说：“一个完全独裁的政权；在它二十年的历史中，人民连选择一个地方上的官吏的权利都被剥夺；而这个政权，我们知道，在军事上无能，在政治上腐败，在道德上无从辩护。”

这种论断的正确性，可以从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参议员的发言得到证实。《大公报》揭露了政府的财政报告和询问的情况，指出：“财政部统制政策的不合理，美金储蓄的黑市，政府的停止出售黄金，专卖机关的贪污事件，花纱布管制的毛病，中央信托局运输课的情形，财政大员种种费用向中央银行开支，有特殊背景若干银行商号，等等。”官府贪噬民捐，蝇营狗苟，这是真实的写照。

战时兵役问题始终是一个严重问题。战争开始时，采取征集、募集、抽调办法，以充实兵源，接着公布了《战时兵源补充方案》《战时兵源补充实施办法》《战时兵源后方补充实施办法》，采取征募并行制。1937年8月明令征集“国民兵”，12月又命统一兵源征募及补充方案。1938年1月制定公布《战时征兵统制办法》《战时募兵统制办法》《战时兵源补充办法》，规定战时补充兵源，由军政部统筹，将所需兵额，依照各省人口多少分配。法令一个接着一个，方针政策也都正确，但实际执行情况，令人难以忍受，主要采取抓捕手段，《中国暴风雨》的作者是见证人，其书中有如下披露：“实际上，中国人并不怕为国家出力卖命，人民的爱国心是从来没有低减过的。只是他们个个都深知道壮丁营是个甚么样子。政府的规定就可以作为最有力的反证。政府的规定是：‘官员不得在壮丁食米中掺杂沙粒，不得掠夺壮丁带来的衣着、被服，或私人用件，不得对壮丁私刑拷打或夜晚禁闭牢房等，并且不得向壮丁家属勒索壮丁制服费或给养费。’战斗部队的情况是够可怕的，但是与壮丁训练营比较起来，前者就成了天堂。”“壮丁吃到的比挨饿度日的士兵还要少些，有时他们连水都喝不到。他们当中许多都被剥了衣服而睡在泥地上；”“他们被鞭笞；死掉的壮丁的尸体可以放在那里几天不管；在许多区域里，最后能到达前线的壮丁还不及人伍总数百分之二十。”

作者严厉地指出：“征兵之残暴野蛮，冷酷无情，以及贪污舞弊，在中国的最黑暗的史迹上也要算是恶劣透顶的了。”“许许多多的人都用金钱来避脱了兵役，保甲长之流就无法征足额的兵。于是为了要供应足够的‘人肉’就出现了有组织的巡逻队，逡巡四乡，绑架路上行人，再把他们出售给村中大亨。军官在他们自己范围内也做着同样的交易，所以对于壮丁的体质衰弱等，也没有了怨言。在成都，一个黑市的壮丁——被这种巡逻队绑架而去的肉票——可以卖五万至十万法币，相当于买五袋白米或是三只猪的价格。”抓壮丁是最普遍的，抓住后就捆绑起来，我在陕西长安县乡间多次见到这种现象。据我所知有钱人和保甲长的亲属是不当兵的。参议员从士兵的待遇方面也提出了质疑和批评。CC分子黄宇人等提出：“数百万与敌浴血苦战之士兵，其生活水准，更不如后方大户人家之猪狗，古今中外不平之事，恐无有过于此者。”军队的待遇，军政部长讲：“较战前涨了二十倍，实际生活费贵了五百倍、一千倍！照这样待遇，士兵生活不如猪狗，花纱布局的小职员待遇超过上将，军官自然要吃空额，士兵自然要扰民。”

1940年11月13日，国民政府采取田赋征实，这保证了军粮的供应，节省了政府为购买粮食支持的巨额法币，增加了财政收入。但在征实中，军事和地方当局以一切手段来勒索赋税，各县政府要求农民缴纳的谷物，要比他田里实际出产的谷物还多。有的地方农民变卖牲口、家具以及土地，得钱买谷，以缴纳税项。还有收税时的贪污，白修德特别讲了一个故事：“我们曾和某区的一个军官谈话。他奉令本年度征收谷物四十万斤，但是该区的总收获量只有三十五万斤。”他在没有任何官员在场时和老百姓谈话，多次听到同样的呼吁：“停止征税吧；饥饿我们受得了，但赋税我们吃不消；只要他们停止征税，我们是能够靠树皮和花生壳活命的。”真是苛政猛于虎，虽求一饱，竟亦难得。

黄炎培1939年走访了苏、浙、皖、鲁、豫、鄂、皖、湘、粵、滇、川、康等14个省，发现“从没有听到一时一人一句对抗战的怨言。我走到某省，他们的标语，除掉要求办理公平以外，表示绝对不反对征兵和派款。我走了后方许多省，他们除掉反对商人假公济私，压迫平民以外，绝对不反对政府因抗战需要而统制”。这是群众真实的立场和呼声，证实了《中国暴风雨》作者的见闻和论断。还可以陈嘉庚在重庆亲眼目睹重庆政权的腐败为例，少数官员与工商业者垄断了财政经济命脉，官商结合，凭借政治做生意，大发国难财为证。他特别指出孔祥熙经营的嘉陵宾馆，认为至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绝对不允许的。重庆诸要人挥霍无度，重庆社会上长衣马褂，唇红旗袍，官吏营业，滥设机关，及酒楼应酬，诸有损无益各项，比比皆是。政府已掉进贪污腐化的深渊，不能自拔。

由于国民政府一些官员贪污腐化，四大家族巧取豪夺，官商奸商囤积居奇，1939年物价开始快速上涨，法币50元的票面发行不久，100元的也出现了。法币100元可买的物品，1937年为2头牛，1938年为1头牛，1941年为1头猪，1943年为1只鸡，1945年为1条鱼。这是美联社1947年7月24日公布的一份材料。董必武那时生活在重庆，讲到当时的物价：“青菜和柴薪每斤五六元，食盐每斤四十元，油每斤二百来元，米六七千元一市石。平均每人每月需洋三四千元，才能维持生活。”老百姓的生活是很苦的，吃穿都成了问题，国民政府实行了专卖和平价政策，把关系人民生活的糖、盐、火柴、卷烟、棉花、棉纱、棉布，都实行专卖。在经济普遍短缺的背景下，依然难以阻止物价上涨，从而引起人们普遍不满。

国民政府特别专制，不准任何人指责其错误。1943年2月，重庆《大公报》因登载了河南大灾荒的真相报告，就被勒令停刊3天。陈嘉庚批评了重庆的腐化，称赞延安政治清明，蒋介石、李宗仁、白崇禧等当着陈面大骂共产党，蒋还诬蔑陈为其党，派国民党海外部长吴铁城到南洋去活动，运动英国政府不准其回新加坡。而陈嘉庚是一个正直高尚的人，毫不畏惧。《大公报》记者称：陈嘉庚是抗战三年来第一个敢说公道话的人。陈向蒋介石讲：“余所言乃据所闻所见事实，他等已改行三民主义，凭余良心与人格，决不能指鹿为马也。至若欲消灭共产党，此系两党破裂内战，南洋千万华侨必不同情。”

重庆《新华日报》批评了时政的若干错误，就被认为大逆不道，在1938年12月到1939年1月国民党中执委秘书处的密函中称：该报“日益放肆，如抨击英、法，诋毁意国，骂希特勒为畜类，此足以影响于外交者也。再如，申述保甲制度施行之黑暗，青年运动垄断之不公，抗战书报禁止之无谓，救亡团体封闭之失策，此足以阻碍现行之法令者也”。《新华日报》对限政、精政、役政多有批评。这些事实正说明《新华日报》是指路明灯。

国民党一些官员对《新华日报》和《群众》实行严密封锁。这两个报刊所在地的周围特务密布，广设岗哨，并有一团兵力驻守庞家岩和虎头岩，构筑如蛛网的碉堡来包围和监视报馆编辑部。买卖阅读这两个报刊都要受到威胁和毒打。这种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国统区。那时我在西安郊区兴国中学读书，每周一举行总理纪念周，有一位校长叫范重仔，总要大骂共产党一顿。国民党三青团则横行霸道，迫害进步。西安各地饭桌上总有一个小牌子，上面写着“莫谈国事”。在这种环境中，进步组织只能以隐蔽方式和反动势力搏斗。实际上在历史发展的道路上，蒋介石一帮人的政治观点，已走进死胡同，人们向往的是延安。重庆和延安，这两座山城，一方代表着衰老，一方代表着新生，这是抗战时期形成的。

六  蒋介石抗战中的功与过

重庆是个大熔炉，开始其烈融飞腾的锻炼作用，产生出新的优秀的国民，肩负起抗战救国的责任。1939年，国民政府开展了全国国民精神总动员，颁布了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和国民公约誓词，蒋介石还讲了话，强调抗日和救国。还在1938年八一三抗战一周年时，蒋介石就表白了自己的爱国思想和应负的责任，他在《告沦陷地区民众书》中讲：“沦陷区的同胞们，你们为国家而牺牲，为民族解放而受难，你们虽在水深火热之中，你们的牺牲是有代价的，这代价就是国家民族的自由独立。但是中正身为最高统帅，却不能不躬负其责。中正现不能忘记，你们为国家民族所受的牺牲，你们的痛苦就是中正的痛苦，你们的痛苦艰难一天没有消除，中正就一天不能自遁其责任。”因为有这样的认识和思想，所以，国民政府尽一切力量把一切都纳入抗战的轨道，使重庆和西南地区都活跃起来，都有了大发展。

金融是抗战的命脉，蒋介石、宋子文、孔祥熙等把持了中、中、交、农四大银行，组成联合办事处，简称四联总处，在其控制的地区设置了200多所分支机构，形成了金融网。四联总处主席是蒋介石，每周开常会一次，议论金融、经济大政及具体资助项目，强化中央银行的地位，使其成为银行之银行，以发行钞票作为支持财政的主要手段。初期也起了作用，各方面都需要资金，四联总处或投资或贷款给国营和民营工矿业，重庆及其附近钢铁厂获得资金，先后开工。也扩大了对农产的贷款。“鉴于‘民以食为天’之古训，认为粮食不可缺乏，即农业不可或驰。现在农贷一项，已由各行分区办理之过程改由农行集中办理。惟以过去一般农业合作社为贷款对象，效用甚少。至水利贷款，可使硗薄之地，一经灌溉，生产增加，其实际收效较宏，今后仍当特别注重此点。”

国民政府采取了各种办法，但收效甚微，因为少数当权者私欲膨胀，不顾国家政策。1942年3月20日，徐柏园在《四联总处工作之回顾与展望》一文中，直指这种现象：“余以为政府金融机关，务应明了政府政策，在战时尤应有战时精神，惜乎事实不然，中、中、交、农四行主要人员，有十分之三明了政府政策，已属难能；十分之二能实行战时精神，更为可贵；大部分银行大人先生，闭门自乐其乐，所谓世界、社会、国家，一若与彼毫无关系。”这些人实不应担当国事。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力搜刮民财，大肆挥霍，天怒人怨。

更使国人愤怒的是一党专政一人独裁，过去还有林森任国家主席，1943年8月1日，林森逝世，权力完全集中在蒋介石手中。蒋介石对共产党和进步团体或明或暗地采取封杀镇压手段。1941年制造的皖南事件是最好的证明。那时连义勇军进行曲都不准人民歌唱。在西安的黄埔第七分校毕业生分配到已经改编的杨虎城部队，专门监视搜查部队的进步力量，称还在服役的旧军官为残渣余孽。蒋介石又抗日又反共，这是他的基调。阿特丽讲得好：“中国平民的惊人的顽强的抵抗力，中国兵士、农民和劳工的勇敢和坚忍，已经使中国继续抗战了两年了。”“蒋介石将军是否仅仅是一个‘将军’，是否是一个贤明的政治家，民族利益能否超越狭隘的阶级利益，都还得由历史来证明。”蒋介石是一个复杂的人物，简单地肯定或否定，似乎都不妥当。

 

作者简介：魏宏运，1925年1月出生，陕西长安县人，1945年参加革命，1946年入北平辅仁大学历史系，1948年转入南开大学历史系，1951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学系。留校工作后，魏宏运历任校文学院总支书记，历史系支部书记，系主任、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，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评议组成员、国务院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二、三届成员，中国现代史学会名誉会长、天津市历史学学会理事长及名誉会长、中国史学会理事、香港学术评议局成员、《历史教学》杂志副总编、南京大学民国史研究中心名誉研究员、海内外多所名校的兼职教授，曾任中国史学会理事等重要职务。